自序

载治乱，知兴衰，千秋功业若亲目；寓褒贬，别善恶，万古纲长全在兹。

农业时代，国人被分为三六九等，穷苦大众受教育的权利很难得到保障。虽说科举制度给读书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方式，但能不能有个好环境专心读书、能不能聘请优秀的教师指导读书，无不取决于学子的家庭经济是否宽裕。不可否认，从贫寒家庭走出去不少的秀才、举人，甚至进士，他们也从此步入社会的中流，甚至成为中华文化的脊梁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看到，大量的劳苦大众没有享受良好教育的机会。

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戏曲，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很长的一个时期，成为那些成天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、风餐露宿的生意人等等下层民众了解历史、增添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，戏曲承担了部分社会教育的功能。即使近代，面临社会大变革的戏剧前辈，也将戏剧的反映时代、激励国人的重要武器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前面的那幅对联并不夸张。

在我周围的同龄人里，很少遇见喜欢戏曲的人。读大学的时候，我在水房里面洗衣服，常常是一边洗，一边唱上两段家乡戏。也有诧异的目光投过来，我从来不在意。我想，这就是大学的好，她兼容并包，不会因为一个人喜欢戏曲而排斥他。可是，事实上，我还是错了。

毕业一年后的冬天，在山东聊城遇见了同系的一个师兄。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，他忽然说：想当年宝玉也是我们系的“怪才”呢！我对这个称谓有点不适应，以为是带有贬义的。在几个公司同事的面前，突然讲了一个我自己都陌生且感到奇怪的观点，对于刚刚到一个新地方的我来说，确实有点不舒服。当时就不言语，有几天也不怎么和他说话。

实际上我多虑了，师兄并没有什么恶意。有时候有些敏感，这倒也是我的性情使然。我们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，我向他问起“怪才”来历，他反而感到奇怪，奇怪我自己不知道“怪才”一说，更不知道其来历。原来除了当时语言犀利、锋芒太露，惹恼系里的重要人物竟毫无知觉外，在宿舍楼里毫无顾忌地大声唱戏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

我听后不觉大笑起来。闹了半天，对于像我这样1980年代后出生的年青人来讲，喜欢听戏、喜欢唱戏竟已经与众不同了，甚至构成了“怪才”的要素之一！

说起自己和戏曲的渊源，也没有什么新奇的，也就是小时候受了些父亲的影响。他记性好，年轻的时候嗓子也很好，常常是听别人唱了之后就能够模仿。

1980年代中后期，地处豫北腹地的家乡，棉花连年高产，爸妈像其他农人一样，要经常在在棉花地里劳动。棉花地里的活往往单调而枯燥，人们喜欢带个收音机，边听边干活。邻人经常开玩笑说，谁家的地和我们家挨着，那就不用带收音机了。因为我父亲到了棉花地，嗓门一开，边干边唱，什么《穆桂英挂帅》、《朝阳沟》、《倒霉大叔的婚事》，那是一出接着一出。

而每到收花生的时候就更有好戏了。父亲把电灯往院子里面一扯，一大群小孩子就凑过来帮忙摔花生，还真有点振臂一呼、应者云集的感觉。他们可不为别的，为的是大部头的坠子和评书！难得有这么集中的时候连说带唱地表现一下，父亲也很乐于给大伙讲。有时候干着干着，爸爸唱到“耳不聋，眼不花，恁往大路上观看”，同时，手往路上一指，伙伴们的小脑袋齐刷刷地跟了过去，只见万家灯火，夜色阑珊。爸爸这边却又接着唱起来，面带微笑，《双枪老太婆》、《杨家将》等等好听的坠子就是那个时候听到的。

写到这里，才突然发现，自从我外出求学，已经有多年没有听到过父亲唱戏了。而如今，他的嗓子也让烟草里的尼古丁毁得远不如青年时代了。加上生活不易，他似乎也没有那个时候那样创业立家时代的激情了。我想，如果父母能够不再太为生活操劳，听听戏，唱唱戏，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啊。

有一次在博客里面写了篇评书和坠子的文章。实际上，两者虽有相似之处，比如开场诗、比如讲故事，但两者还是不能放在一起来。评书只是一种说唱艺术，而坠子已经归入戏曲里面来了。归入戏曲，说明它已经成为一种综合的艺术，已经将“诗、乐、舞”结合在一起，也就是说不但有文学，更有音乐和表演的成分在里面了。比如评书开篇仅仅以定场诗起首；而早年的坠子开场时，则用其独特的伴奏乐器坠胡即兴演奏的“闹台曲”